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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有三： 1、政党斗争导致政府更迭频繁 1994年11月30日由尼共（联合马列）主席阿迪卡里任首相的尼共（联合马列）政府成立。
1970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和奥斯特罗姆根据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的思想完善了民主制行政理论，主张权力多中心、分散决策、每个人或成员具有独立权利和主体地位、行政机关及其官员改变消极的仆从关系。[43]中国在20世纪进行了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探索，至21世纪，基本实现了行政监督和权利救济的现代转型。
中国行政法最需科学地识别和整理行政权力，即析权—在脱离计划国家之后，中国交织着复杂的行政任务，也就交织着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规制方式，有些领域的行政权力需要放松甚至去除，有些领域的行政权力需要增加和强化。合同的本质是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47]认为行政组织内部实行的行政监督制度、公务员责任制度（惩戒责任、行政罚责仟、赔偿责任等）或立法议会和检察机关对行政的统制，都是为了确保行政作用的合法性和妥当性，间接服务于国民权益的保护和救济。因此，如何抑制这种合同管理权力至关重要。他认为在1941-1970年间，美国行政法学不重视内部行政法，忽视了对行政组织的研究。
[50]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42]前引[36]，Elizabeth Magill文，pp. 899-902. [43]白鹏飞：《行政法总论》，中华学艺社1928年版，第251-252页。[13] 周叶中主编：《宪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7页。
同样基于这一属性，宪法文本还应当具有正当性。党还确定工作原则和指导思想，组织和主持对各方面人士征询意见的工作，并通过思想宣传、发挥党的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法律程序，保证修宪工作的完成。我国法治的近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学习和借鉴域外经验的过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宪法原文及四次修正案在通过之后当即公布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1]，其他的有关出版物也曾及时将其刊出。
在此情形下，宪法修正文本当然就有可能被催生出来。事实上，这一模式尽管由来已久且在美国语境下绩效昭彰，但在世界范围内却鲜有效法者。
应当看到，控制修改宪法的频率并非纯粹的修宪技术问题，它主要有赖于宪法实施机制尤其是宪法解释机制的完善。我国的现行宪法也是一部年轻的宪法，短短三十年的历程尚未能使宪法文本得到普通民众以及政治精英的普遍尊崇。[35]可是，若只是对宪法进行小幅修改，但重新将整部宪法典予以通过，这种方式是否构成全面修宪呢？上述双重标准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34]另外，在未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情况下，我国的三次全面修宪也都得到了全国人大的高票通过。
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般仅含有因更改、增加而生效的规定。[48]而我国宪法的实施终究不可能离开宪法文本，因为意欲使宪法真正得以实施，就必须首先从文本出发思考、解释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宪法问题[49]。他担心，如果把修正案列入宪法正文，恐怕整部宪法又要重新得到人们的认可。有鉴于此，为免国人在两个宪法文本间继续徘徊，作为修宪机关的全国人大有必要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我国宪法的标准文本究竟是宪法原文及修正案，还是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
这一标准的困难在于如何具体量化宪法内容的变动幅度。显然，宪法篇幅越长，阅读所耗费的时间也就越多，引用出错的几率也就越大。
显然，更改前后的宪法条款三年和五年在逻辑上无法兼容。在美国，宪法的修改往往伴随着各种政治势力的交锋和角逐，各种力量相互制衡，大大增加了达成修宪合意的难度。
（第二款）国务院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人紧急状态。其三，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异于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邹奕（1984- ），男，湖南长沙人。[19] 参见纪念美国宪法颁布200周年委员会编：《美国公民与宪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29] 莫纪宏：《应当重视对修宪技术的研究》（笔谈），《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正如我们在夜晚中所看到的天空，美国宪法保留着那些很久之前就被抹去或改造的一些仍然关键的特征——好比超新星的光线到达我们眼睛前，它们就早已消失在看不见的黑洞中。
而实际上，修正案第二十九条却旨在以紧急状态来代替戒严。莫纪宏教授也指出：宪法修正案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宪法规范的价值。
三、宪法原文及修正案的实用性之检讨 诚如前文所述，从正当性来看，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或许更适合作为我国宪法的标准文本。[12] 刘政：《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原则、方式和程序——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回顾》，《中国人大》2002年第21期。
现行宪法的原文加上三十一条宪法修正案[25]共计21682字，而美国宪法原文与二十七条修正案合计仅10433字[26]，约为前者的48.12%。[11] 分别详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2年第五号、1988年第三号、1993年第二号和2004年特刊。
我国有必要在两个宪法文本间作出选择。其一，我国宪法的篇幅长于美国宪法。另外，较高的修宪频率还会折损宪法修正案的重要功效——保持宪法的稳定和权威。但是，一旦全国人大决定以宪法原文及修正案作为宪法的标准文本，《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等官方出版物就不必也不应刊登所谓之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
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135页。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宪法原文及修正案作为我国的宪法文本在实用性上差强人意，宪法修正文本方才应运而生。
[16] 言及至此，如下两个问题就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了：宪法的稳定和权威是否仅仅通过宪法修正案便可维系，此其一。而且，虽然组成《权利法案》的十条修正案诞生于同一年份，但它们也并不是以捆绑的方式一并通过的。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法律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31] See Robert L. Maddex, The U.S. Constitution A to Z, Washington: CQ press, 2008, pp. 32-33. [32] 根据许崇德教授的介绍，我国现行宪法的历次局部修改工作都由中共中央启动，包括成立修宪领导小组以及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这一步骤虽并不困难，但或多或少地会增加查阅的时间和误引的几率。严格地说，我国并不存在能够据以确定宪法标准文本的官方出版物。而宪法修正案则一经提出即形成一项新的议案，可作为单独议案提出，因而亦无需与任何其他问题联系，讨价还价。当时的局势难以使代表们对宪法和国家的未来抱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对于宪法能否在短期内免遭否弃尚且心存疑虑，[23]更加难以奢望通过宪法修正案来确保宪法的稳定和权威了。
基于两种不同的文本选择，本文尝试提出以下两条进路。1978年宪法先后于1979年和1980年经历过局部修改，而这两次局部修宪就是通过全国人大的如下决议实现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
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宪法修正案的创设，于1787年制定、1788年批准生效的宪法原文才能作为美国宪法文本的一部分保留至今，其文字表述未有丝毫改变，给人以视觉上的恒定感。[2] 我国现行宪法经过了四次局部修改，因而相应地产生了四个宪法修正文本，但这四个修正文本是相互更迭的。
在整个联邦中确立又需十三州的同意。但这一政治惯例最近被打破了，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之间的五年没有再度经历宪法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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